1月16日23时雅西段拖乌山降雪，目前已实行交通管制

德国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系列的制度形式，让政党的宗旨、组织体系、结构特征以及行为方式走向规范化（陈新民，2001：262-274）。

政党的代表性、政党实现代表制功能的结构、政党内部民主机制、政党政治运行方式等，既是政党内部治理的对象，也是政党宪法地位乃至宪法秩序的核心问题。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张翔教授一直以来的关注和对本文的宝贵意见。

陈新民，2001，《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册，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⑥《彭真传》编写组：《彭真主持起草一九八二年宪法》，载《党的文献》2013年第1期，第69—78页。政党与宪法的关系形成不同模式，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宪法对政党亦承担不同治理任务。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莫继宏，2014），它成为理解中国共产党与宪法的关系的重要依据，当然也是探究中国政治权力配置的重要原则（陈志刚，2016。执政需要有主体，党作为执政主体，管党治党本身就有完善执政主体、加强执政地位的内涵和功能。本文的任务正是分析全面从严治党的宪法资源及其宪法意义，总结中国共产党与宪法之间的互动结构，说明全面从严治党推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和宪法秩序演进，揭示实践基础上的中国理论。

如今两党都是典型的选举型政党，它们的主要目标和任务都是承担选举功能。（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1980：46）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其中，消除党争原因还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消除其存在所必不可少的自由。但更为重要的是，政党国原则也意味着政党内部结构及其行为必须符合宪法规定。党的自身建设又能够推动宪法发展，它是宪法秩序演变的动力。

公开原则亦是民主的具体表现，引入的是社会性监督。巡视监督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监督形式，它借鉴了君主制下主权者延伸监督的逻辑。

八二宪法与中国共产党，在宪法制定以及后来的宪法施行过程中，形成了一种良性关系。石伟，2016，《党内法规中的刑法——新修订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解读》，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4期，第16—22页。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通过政党自身的建设、提升与完善，宪法也因此得以发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早在宪法制定之前就已确立，回溯到主权者行使制宪权的伦理，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宪（陈端洪，2008）。

依规治党贯彻法治逻辑，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形式。尽管确立了处理党与宪法的关系的基调，起草八二宪法仍然面临着是否写明以及如何写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问题。全面从严治党带来的回归群众，依靠人民，既影响着党执政的方式，也关系着党的执政根基和民主基础。落实党的代表性，需要通过业已建立的党组织和制度。

党的自身建设是党融入民主和法治的过程，也是将政党政治宪法化的过程。政府工作当然是在党的政治领导下进行的，政府工作加强了，党的领导也加强了。

宪法是国家的组织法，它要完成设计民主、组织政府的任务（Satoria， 1997：200-201）。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包括五大体系，分别是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毫无疑问，政党是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参与者之一。既包括党通过自身建设来实现宪法的目标和效力，也包括将党的活动纳入到宪法秩序之中。党与宪法的融合并非是指党政合一，而是将党的组织、结构和行为方式与宪法的精神、原则、规则、程序和动力机制相融合，通过政党内部治理发挥宪法效力，实现宪法目标。政党是政治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之一，自其诞生就进入到宪法视野中，政党政治更是直接在宪法的控制之下。④针对党与政府的关系，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的讲话中说：今后凡属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都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讨论、决定和发布文件，不再由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发指示、作决定。五、中国共产党与宪法的互动结构 全面从严治党从宪法中汲取理论和经验资源，也通过作用于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和制度而产生宪法效用，这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与宪法之间一种全新的关系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独特性，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在现代政党理论中，政党是代表人民，至少是代表一部分分散人民的集体行为的重要载体，是意志形成、传递和表达的中介，它们以参与政治、取得政治职位为目标，是政治活动的重要参与者（萨托利，2006：82-101）。

这是确保党的人民性的基础，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二）德国政党内部民主的规范化 通过宪制结构约束政党并抑制党争，却未能阻止政党的危害，德国魏玛时期的乱象和纳粹时代的惨痛教训，让人们开始反思如何有效地约束政党。

三、其细则由联邦立法规定之。（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1980：49）共和国的代议制原则与分权体制可以控制党争，因为通过某个选定的公民团体，使公众意见得到提炼和扩大，因为公民的智慧最能辨别国家的真正利益，而他们的爱国心和对正义的热爱似乎不会为暂时的或局部的考虑而牺牲国家。

政党现象、政党地位和政党功能是一个普遍性问题，政党与宪法的关系呈现了不同的形态，也有不同的制度表达形式。随着民主进一步复杂化、细致化，政党政治也日益发达，政党的宪法化也变得日益迫切。陆宇峰，2017，《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相统一的原理和要求》，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第1期，第26—32页。首先，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具有宪法意义，这是党的地位所决定的。

通过政党政治的运作逻辑、政党内部结构、政党自身建设等实现宪法的民主目标，这种结构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体现得十分显著。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与宪法法律的关系蕴含着一个新的理论命题。

二战之后制定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即波恩宪法，以下简称《德国基本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一、政党应参与人民政见之形成。人们开始将政党宪法化——政党被纳入宪法并被赋予宪法位阶，宪法开始直接介入政党内部结构和活动。

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的宪法发展 全面从严治党输入了宪法的精神、原则和规则，吸收宪法资源用于党的自身建设。它也衍生出加强政治学习、建立党内学习培训制度的具体要求。

⑩可以说，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正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这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18年修正）第五条的规定和法治的具体要求。从逻辑上看，依法执政包括了党的建设和治国理政两个层次，也就是治理的两个层次，这是党的现实任务，也是理论上争议最多的问题。权力监督遵循着特殊的逻辑，具有明确的目标和使命。

其中，人民主权是宪法的原则和目标，它不仅揭示了权力的来源，也同时限定了权力运行的范围和方式。可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的表述。

六、结论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事关党的生死存亡，也直接影响着国家政治生活的稳定与活力。党纪不仅用于制裁，也可以作为行为规范发挥指引和制度激励的效果。

宪法的激励结构包括立法与行政关系、选举制度、中央和地方权力配置以及政党制度安排。政党内部治理如何从宪法中获得依据和资源——如何将宪法精神、原则和规则贯彻其中，政党又如何通过参与政治活动体现宪法功能、发挥宪法效力——如何在宪法之下拟定政策、解释、建造乃至改革宪法，这些正是宪法工程的作用领域。